解讀百家姓樊姓名人。樊英人物簡介，南陽魯陽人、通曉陰陽地理。樊姓人口221萬，佔全國漢族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一七。其中着名人物有西漢大將軍、左丞相樊噲、唐代巾幗英雄樊梨花。
樊姓名人：樊英
樊英，東漢安、順帝時期易學家、術數名家，字季齊，南陽魯陽（今平頂山魯山縣）人。幼年到三輔（今陝西西安周圍地區）學習《親氏易》，後隱居於壺山。樊英着有《易章句》世稱樊氏學説，在學術上有比較廣泛的影響，後來身為一個縣令就名動朝廷的陳寔，少年時也跟隨過樊英學習（“英着《易章句》，世名樊氏學，以圖緯教授。潁川陳寔，少從英遊”）[1]。潁川陳宜是樊英學派的繼承人，傳播和發展了樊氏學説。樊英長期隱居，收徒講學。習京氏易學，兼明五經，又善風角，星算，河洛七緯，推步災異。着《易章句》，今不傳。是淵博的儒生，即所謂的大學問家，這一點無可置疑。《後漢書》記載樊英先生從小就在三輔受業，通曉《五經》，尤其對《易經》尤為精通，乃是當世的權威性人物。又傳其曾為易學着作《易緯稽覽圖》、《易緯辨終備》作過傳注。
主要事蹟
樊英先生是東漢末年的大隱士，大學問家，他是南陽人，跟東漢王朝的開國之君劉秀乃是同鄉，大約生活在漢安帝、漢順帝、漢桓帝之世，學問和德行俱都受到當世之人的推崇，他的行為也頗具神祕色彩。
史書上關於樊英先生的記載並不多見。《後漢書》中只用寥寥幾行文字就將樊英先生的大概事蹟勾勒而出，這種粗線條的筆法讓人不盡其詳；宋真宗時編纂的《太平廣記》中亦有關於樊英先生的零星記載，但大都取材於《後漢書》也附有一些雜七雜八的不知其源的故事傳説，不是裝神弄鬼，就是玄之又玄，可謂“亂花漸欲迷人眼”；真乃一大憾事。而這僅存的史料中也有不少可疑之處。讀過《後漢書》的一定會發問，樊英先生的身份既是隱士又是學問家，但為什麼不歸在《儒林列傳》或是《隱逸列傳》，而卻歸在《方術士列傳》？真正的原因只有《後漢書》的作者范曄先生心知肚明，但並不妨礙納蘭秋先生藉以揣摩。
樊英先生是淵博的儒生，即所謂的大學問家，這一點無可置疑。《後漢書》記載樊英先生從小就在三輔受業，通曉《五經》，尤其對《易經》尤為精通，乃是當世的權威性人物。
兩漢時代，研究古今文經（古文經與今文經）是顯學，而且分門別類，學派林立。樊英先生因為對《易經》有獨到的領悟和見解，綜合而成一門學問，即時人所稱的“樊氏學”。據説“樊氏學”十分流行，學生從四面八方而來，希望能夠跟從樊英先生學習《易經》。樊英先生不能列位於儒林，而又歸入方術士呢？這乃是歷史和時代變遷而導致的。如果東漢人修《後漢書》，樊英先生位列儒林是想當然的結果，但《後漢書》的作者范曄卻是南朝宋人。東漢而至南朝，兩百多年的滄桑歷史，白雲蒼狗，讖緯之學已由兩漢時代的顯學而蜕變為“衰學”。
學術思想
“樊氏學”受推崇的程度若此，並不是平白無故的。一是得力於樊英先生自身；二是時代和歷史的背景使然。秦漢兩代流行讖緯之學，尤以東漢最為壯觀。光武帝劉秀十分迷信讖緯學説，並在讖緯學説的幫助下取得天下；東漢建立後，鑑於讖緯學説的神奇效果，劉秀決心光大這門學問，使其成為東漢王朝的主導思想；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，皇帝老兒既然推崇讖緯學説，那些正拿着或即將要拿國家俸祿的儒生必然趨之若鶩，讖緯之學由此如日中天，盛極一時，以至於檢驗一個人的忠誠度和學識力，也要看其對讖緯學説的態度是否虔誠。“讖”分“語讖”和“圖讖”兩種，通俗來講就是神祕預言術，用詭祕的隱語或是令人費解的圖示，來昭示上天的種種吉凶禍福，藉以宣誓某種政治意圖。
而“緯”則有別於“讖”，它並非憑空捏造，而是依託於古代的聖賢書，再進行另類解説，就是利用迷信方術和神祕預言附會儒家經典。後來“讖”和“緯”兩種有別的學説漸趨交匯融合，形成新的讖緯學説，最終完成了漢代經文的神學化。讖緯學説的淵源大概有三種，其一曰：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上面所載的神話和神祕預言；其二曰：戰國時期的陰陽五行學説；其三曰：西漢大儒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説。
三種學説的相互雜糅即誕生了神祕莫測的讖緯學説；三種學説雖各有擅場，但根源卻不外乎《周易》，而樊英先生恰恰是研究《易》而大有成就的學者，故在當時的情況下堪稱碩儒。其實在納蘭秋先生看來，讖緯學説無異於忽悠學説，好一似江湖術士尋卦問卜，能騙則騙，能蒙則蒙，騙和蒙都玩完了還不能令人信服，只能腳底抹油，逃之夭夭，要不然準得惹一頓胖揍，滿地找牙。可那是在東漢，上至皇帝老兒，下至黔首黎民，對讖緯一套胡説八道的學説深信不疑，而且生生打造了不少讖緯學説的超級偶像。樊英即是其中之一。
由於歷史對待讖緯之學的前後態度有差，范曄先生在撰寫《後漢書》的時候也頗感為難。一些想當初都堪稱碩儒的學問家應該歸於哪一類呢？歸到儒林吧，讀者上帝不答應（當時亦有讀者上帝，而且鑑賞能力非常之高），一定會説，這些大忽悠怎能歸於儒林呢，這不是給儒生階層抹黑嗎？范曄先生無奈，只好將此類人歸到方術士門下，另立一篇傳記。方術士乃是方士和術士的統稱，既包括天文家、音樂家、數學家、醫學家和哲學家，也包括星相家、預言家、煉丹家和高僧名道。正如范曄先生所言，“苟非其人，道不虛行”，存在即合理，方術士作為一個蔚然壯觀的階層，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。
樊英對《易經》的研究和另類發揮，使得他成為名冠一時的大儒；他還是讖緯學説的繼承者和光大者，尤其是研究《易緯》（讖緯學説中的一條分支--緯書之中的首部緯書）的佼佼者和權威專家；樊英先生也因此沒能被范曄先生歸於儒林而別立於方術士傳中。這對樊英先生似乎是一種不公正待遇，亦被後世引為憾事。歷史還在前進，並不存在所謂的定論，樊英先生究竟在歷史上以何面目示人，《後漢書》説了不算，後世之人自有公斷。
從目前的趨勢看，“是儒生，還是方士”的唾沫官司還要打下去，還要吵得天翻地覆，樊英先生是個隱士。這是一個不需要爭吵、沒有衝突的話題，千百年而後，人們已忘掉孰為儒生，哪個是方士，只記得一個隱士，一個卓爾不羣的隱士。
樊英先生隱居的地方在壺山，而隱居的年齡已不可考，大約學有所成之後就隱居起來，從事教書育人的工作。縱觀樊英先生的史料，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不合作者。因為“樊氏學”的名聲響噹噹，當地州郡的官員爭相前來延請，但均被樊英先生拒絕；公卿也佩服樊英先生的人品和學識，紛紛舉薦他為賢良、方正，但他都不應；漢安帝初即位的時候，朝廷按照成例徵召賢能之人當博士，並賜給策書和公車。
樊英先生和同郡的其他五個人同在被徵召之列，但在樊英先生不合作態度的影響下，只有兩人應召，樊英先生等四人置若罔聞，不加理睬。以為樊英先生太過清高狂傲，儒生治國平天下乃是己任，如此簡慢蔑視君主和法令，不是儒生應所當為的。其實不然。樊英先生自有一番自己的政治傾向和生活主張，他的不合作的態度亦是從當時政治和社會的現狀折射而來。
